唐朝猛将的一场奇袭，平定淮西藩镇，成就宪宗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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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15—817年，唐朝中央政府征讨藩镇淮西，此战在当时影响极大，是唐宪宗（805—820年在位）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成就。这场战争结束于一次奇袭，那算是中国历史上名头最响、戏剧性最足的奇袭之一。

唐代的割据大藩集中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地界，相比之下，淮西的物产和幅员都不算大。与其他割据藩镇比，淮西战略劣势明显。其他割据藩镇集中在东北部，遇有朝廷进攻，可以互施援手，而淮西孤立一隅，四邻藩镇都忠于朝廷。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央政府看来，淮西的位置威 胁很大，因为它向东可以破坏大运河地带，向南和东南则可以威胁富庶的江南。

淮西藩镇所在位置

战争的准备

814年初夏，朝廷收到消息，淮西即将出现权力更迭。八九月间，随着更迭的日子越来越近，朝廷开始为新节度使人选可能引发的军事冲突做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一、任命忠于朝廷的将领担任淮西周边关键藩镇的节度使；二、赏给某东北藩镇大笔钱财，确保其忠诚；可能还用了一部分他们的军队。当时吴元济子承父业，自任淮西留后，朝廷虚与委蛇，意图先稳住他。毫无意外，这些手段统统失败，但其军事影响却被忽视了。

吴元济很快摸清了朝廷的意图。九月，他主要在东、北、东北三个方向大举焚掠，远及千里之外，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吴元济的意图之一当然是使得官民同感惊恐，取得心理优势。另一个意图可能是获得粮草军实，在持久作战中尤其需要。最重要的是，吴元济要取得一项军事优势，在淮西界外建立外围阵地，使得战火延烧到淮西的土地之前要经过漫长的战斗。

不管朝廷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都不足以阻止吴元济占得先机。815年一月之后，朝廷的兵马才到位，具体作战命令才下达，可以想见，军事上的准备，尤其是补给上的准备，早在吴元济叛乱之初 就着手进行了。然而，除了动员军队迟缓，朝廷迅速取胜还有一个障碍来自战场本身。

征讨淮西的朝廷军队之所以如此复杂，无非是出于政治考虑。

史书记载，朝廷征讨淮西的兵力达九万人，似乎并不为多。这个数字和我们所知的这一时期的其他的兵力数据完全吻合。朝廷军队和大部分叛军一样，都是职业军队。想弄清淮西的兵力更为棘手。这不单是因为叛军史料的缺乏，还因为非职业武装在战争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这是一场在淮西本土及周边的防御战，所以倚重地方武装是可行而且必要的。

双方采用的战略，必然依各自的目标而定。淮西的目标肯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生存下来。淮西无法消灭朝廷，但可以遏制朝廷，让朝廷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后放弃。此类先例太多，绝非不切实际的目标。按常理，反叛的藩镇应该以逸待劳，然而，淮西却尽可能频繁地主动出击。朝廷的目标则相对局限，即更换淮西节度使。就是说，朝廷并不想在战场上彻底消灭淮西的军队，更不想伤害百姓，除非不这样做就无法达到目的。

这场战争的阶段可以划出两个阶段：815—816年，淮西军成功拖住官军，将其远远挡在外线，是第一阶段；817年初至该年十月，从官军实力开始占优，到战争戛然而止， 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815—816 年

就战略而言，朝廷掌握着主动。然而官军开局不利，东西两线尤甚。815 年二月，严绶吃了败仗，被迫放弃阵地，退守唐州。同月，东路的指挥官丢掉了所有阵地，被迅速撤换。

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棘手的问题牵制了朝廷的精力。割据藩镇中，平卢、成德二镇与朝廷关系最疏远。二镇都有理由相信，宪宗已经决心拿他们开刀。事实上，成德镇在宪宗朝一度成功守住自己 的特殊地位。所以，淮西虽然还没有求援，但二镇节帅都准备帮助淮西这样的难兄难弟，且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于是，二镇展开了有限但直接的干预。

平卢的角色似乎更关键。815年初，平卢军派出三千人马，以支援朝廷征讨淮西为名，进入淮西以东地区。事实上，这支部队是来烧杀劫掠搞破坏的，直到年底才被彻底打败。同年四月，平卢招募盗贼将洛阳附近的河阴转运院付之一炬，给朝廷以重大打击，损失的绢帛、粮食、制钱不计其数。六月，平卢刺客又潜入长安，刺杀了一位主战的大臣。同年夏，平卢又策划在洛阳焚掠，谋泄事败。

满朝文武都认为，成德军在上述事变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还搞了其他破坏。结果成德军与朝廷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816年初，朝廷发河东、河北六镇兵马讨伐成德。此举又在朝堂上引起争议：同时对两个强藩用兵，尤其是同时在两条独立的战线作战， 是否明智？讨伐成德的战事持续到次年春天，以朝廷罢兵告终。

整个816年，淮西的战事没有取得任何朝廷认可的战果。李文通稳住了东线，淮西开始感受到他带来的沉重压力。鏖战两年，朝廷却没有得到实质战果，也没有发生什么可以激励士气的事件。

战争的第一阶段就这么过去了，时间比第二阶段长。在此阶段，淮西大获全胜。在认识淮西防御的具体性质之前，让我们先注意一下淮西胜利的几个因素。当然，胜利的前提条件是淮西军民的忠诚，专就军事而论，淮西军队的防御极为得力。

另一方面，战争中敌对双方的能力也是互相关联的，官军肯定有失误，我们也能够看出几桩来。其一是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朝廷授予韩弘都统要职，大概希望能够激励他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战。然而，他却辜负了朝廷的期望。朝廷免去他的淮西行营都统之职，此后再没有一个擘画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帅。

起初调集的军队是否足够，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如果上文所举的数字大致不差，那么攻守双方的兵力比大概是2∶1至2.5∶1， 对于这种战争来说，这一比例远不能取得压倒性胜利。朝廷似乎从来不曾大举增兵，或许有战略考虑，或许也有财政原因。精兵要从边塞、内地要冲和东北藩镇周围抽调，所以抽调精兵就等于削弱这些要地的兵力。

按当时的制度，如果朝廷征调藩镇的部队，就要负担其军费。所以这种战争对朝廷来说不仅仅是军费的增加，而是多出了一块全新的开支。平卢与成德的骚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可忽视。随着战事的绵延、物资的不断消耗，朝廷扩大财政支出的能力必然下降。数字的问题在朝廷所采取的战略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官军的致命弱点是极端缺乏团结。上文已经提到，官军由各路人马杂凑而成，韩愈着重指出了士兵远调而来的问题：不熟悉本地情形，又与本来所属的将校失去联系；待遇微薄，心孤意怯，难以有功。董重质同韩愈一样，着重强调了参战官军成分复杂这一原因。他通过讲述具体过程，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地剖析。各路军队远道而来，数量又少，本身不足以独立作战，既要编入“地主”，同时又保持“客军”的身份。每有战阵，总是客军居前，地主在后。客军自然因此伤亡更重，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后面的本地官军未能有效支援客军。

第二阶段，817 年

817年初，李愬（sù）接任了西线的指挥官 ，而淮西方面初现颓态。李愬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但封喉一剑还是在数月之后才出鞘。物资短缺直接削弱了淮西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振作了宪宗及其谋臣的信心，使他们决意苦战到底。

李愬是平定四镇之乱的功臣李晟的儿子。淮西方面认为西路不再会进攻，于是抽调大量兵力投入更关键的战场。被敌人忽视正是一种机会。李愬抓住了时机，不声不响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李愬一边整军备战，一边展开政治攻势。下面这段史料虽然不免有点小说传奇的味道，但是可以看出他更加注重外交和妥协的新策略。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策反以削弱敌人，尤其是策反身居要职的敌人，因为这种人可以带着某处堡栅或某处地盘投奔李愬。在李愬眼中更重要的是，归顺的敌人是最佳的情报来源。他不但注重策反成建制的部队，还注重策反特定的知悉内情的个人。

816年与817年之交，淮西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百姓纷纷逃离。淮西的将领们则听之任之，因为存粮剧减，饥民的逃离可以缓解粮食供给的压力。817年二月，朝廷在北线的许汝行营之侧设行郾城，安置归降百姓，李愬对文城栅的淮西军民的慷慨，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归附。

郾城是整个战争中官军拿下的唯一县城，拿下郾城对叛军是一记重击。淮西必须集中人马于洄曲，建立新的防线。身处蔡州的吴元济感到局势危急，将蔡州的守城士卒，甚至自己的亲兵都派去支援洄曲。六月，吴元济感到回天乏术，上表请降。据说朝廷已然接受了降表，而元济受制于左右，未能实行。纵使如此，在朝中文武看来，前途依然渺茫。七月间，朝中又起争议，李逢吉认为战争没有尽头，继续下去并不明智。宰相裴度请求亲赴前线督师，宪宗才同意把仗接着打下去。

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十五日午后，奇袭的队伍从文城大营出发，分作三部，各三千人，先锋是淮西降将李祐率领的三千突将，中军是李愬亲率的三千“六部兵马”，后军是马步三千。三军将士都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强行军六十里到达敌方控制的张柴，突袭得手，尽杀戍卒，又切断敌军的道路桥梁。李愬让士卒吃饭、休息、整理兵刃器械，之后再度出发。此时将士们才知道他们要向蔡州去，都大惊失色。官军迅速控制全城。虽然官军攻破牙城、生擒吴元济又花了一天，然而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这一战中，李愬已臻于中国传统将才的最高境界，或许是出于无心，却绝非成于侥幸。他的行动完美地契合孙子的思想。孙子提出“兵之情主速”，而李愬正是“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他还践行了孙子的一个思想：“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

除了李愬的将才，奇袭的胜利还有四个因素。首先是淮西兵力缺乏。淮西四周的防线、乃至蔡州本身，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奇袭。第二，李祐的情报至关重要。他让官军知道淮西内部空虚，而且挑了一条防御最薄弱、最出乎淮西军队意料的路线，亲自为官军带路。第三，此种任务非一流军队不能执行，士卒必须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唐州军正符合这些要求， 与李愬的将才相得益彰。最后，突如其来的风雪的助益也不能小觑。虽然没有风雪同样能够奏功，但有了风雪，蔡州乃至各处的守军必然都放松了戒备。

这场奇袭对于战争的最终胜利是否不可或缺？它究竟是给一场难分胜负的战争的一锤定音，还是仅仅加速了一场必胜无疑的战争？有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认为即使没有李愬的奇袭，官军也会节节胜利。如果朝廷只在北线取攻势，而在其他方向取守势，淮西也支持不了一年。

皇帝的决断是影响朝廷政策及其实施的最关键因素。宪宗至少遭遇三次巨大压力以迫使他停止战争，他拒绝停战是冒着使一部分官僚离心的危险的。财政压力也日重一日。为了应对浩繁的军需，宪宗不但加征重税，还不断拨内帑赡军。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不仅仅是财力物力而已。宪宗坚持淮西之役不获全胜绝不罢兵，事后证明是对的，因为这一场胜利是实现他整体战略的必要一步。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主编: [美]费正清、小弗兰克·A. 基尔曼编

出版社: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