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个常识性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供奉日本战犯？

吴啊萍事件的连锁反应出现了。

有新闻报道称，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我还给大连关东军司令部的怨灵在大连横山寺立过牌位”。万幸的是，有关部门经排查，并未发现相关牌位。

这算是当代互联网跟风典中典。每当恶性事件爆发后，各种蹭热点、造谣、借机洗白的人都纷纷出现。被跟风党、炒作党和理中客们一次次刷新三观下限的同时，我不得不临时决定，今天一定要来为大家科普一个本应是常识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供奉日本战犯？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供奉日本战犯？

首先，我们来看看，让吴啊萍产生心理阴影、想通过供奉牌位来为之“解冤释结”的几位日本战犯，到底对南京人民做了些什么。

滔天罪行

吴啊萍供奉的五位战犯，分别是：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

松井石根和谷寿夫都是中国通，松井对中国地理更是有自己的理解和偏好，离开东京前就对送行的首相宣称：“此番无论如何都要打到南京。”

为此，在南京沦陷后，松井石根组织了隆重的“入城式”。

松井是“南京大屠杀”乃至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推动者，而谷寿夫的部队由中华门侵入南京后，成为令南京成为人间炼狱的直接刽子手。

当年的媒体这样记录日军的暴行：

他们的暴行主要可分为屠杀、强奸、抢劫、焚烧几类。

强奸女子遇到拒不“配合”者，直接刺三十多刀，连孕妇也不放过；有妇人反抗，日军直接断去其婴儿四肢；

一位市民携家眷避难，日军就奸杀他的妻子，见一双儿女在旁哀泣，直接把孩子用枪尖挑入火中烧死。

轮奸少女后，还要命令路过的僧侣参与行奸，僧侣不从，就被处宫刑致死。

他们就这样一路屠戮，汉中门一次就有二千多平民被乱枪扫射或焚烧而死，草鞋峡五万多人被杀后抛入江中，煤炭港、怡和码头下关等地都有数万市民惨遭屠杀。

吴啊萍供奉的第三位战犯田中军吉，也是谷寿夫的部下。

田中曾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一直怀恨在心，到南京后直接开启了有计划的屠杀——

他用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连杀三百余手无寸铁的平民。

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亦是屠城部队的青年军官。当时的侵华日军陆军建制以籍贯为依据，各部都是所谓的“乡土部队”，为抢到南京的首攻，各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他们甚至以平民百姓的性命为筹码，开始了“杀戮比赛”。

早在1937年11月30日，《东京日日新闻》就报道过，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展开“百人斩”杀人竞赛，约定先斩杀一百人者为胜。

而胜利品，只是一瓶葡萄酒。

两人一路杀害平民无数，已经杀死三十人的向井敏明还对日本随军记者说：“野田毅追上来很多，我不可以掉以轻心。”

来源：北京日报

到后来，两人杀人的人数分别达到105和106人，却分不出谁先“破百”，于是他们又约好，再进行以150人为目标的“竞赛”……

为此野田毅曾在家乡小学里作报告，骄傲地说：“报纸上所说的乡土出身之勇士，斩杀百人竞赛之勇士就是我。”

来源：北京日报

这些暴行经过日媒报道，连杀人的过程都详尽地写了出来，震惊了全世界。最终在各国的舆论压力之下，日本不得不召回松井石根等人。

回去后，这些杀人恶魔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得到了天皇的表彰。

艰难审判

电影《屠城血证》里，外国人凯蒂坐在船上，打开了一包照片——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证”，记录了日军虐杀百姓的瞬间。

当日军发现有人留存下这些证据，就会赶尽杀绝，于是照相馆老板、歌女、学生等都因为这血证而失去生命，男主最后被日军追到潜入钟楼，丧心病狂的日军，直接放火烧楼……

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有原型。

大屠杀发生时，一位照相馆学徒帮日军冲洗完照片，悄悄多洗了几十张，冒险留下了这些“血证”，成为后来指认日军罪行的有力证据。

但即使有“血证”在前，战犯也坚决不认罪。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公审，面对指控，谷寿夫全盘否认。

有如此底气，是因为他知道，日本政府及军方的档案文件均已销毁殆尽，还有学者发现，日本投降之后到联合国军队进驻为止，存在两个星期的“空白期”，在这两个星期内，日本内阁决定命令烧毁各类公文，以此掩埋罪证。

对于谷寿夫的全盘否认，庭上的中国人愤概不已。

为此，庭长石美瑜命人将中华门外的死难者遗骸取来，把头骨放成一排放在庭上，黑洞洞的眼睛就对着被告席——这也成为战犯庭审上历史性的一幕。

一瞬间，法庭响起许多同胞的嚎哭声，谷寿夫看到颅骨，也被震住了，但很快还是恢复镇静，继续狡辩，甚至要求传唤自己的证人……被石美瑜当场拒绝。

就这样，即使罪证确凿，谷寿夫还硬是狡辩到底，一审死刑不服再上诉。

二审时又故技重施，但他的辩解在铁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最终维持原判。

而这个杀人如麻的魔头，在上刑场之前却变得神色惨淡，一度腿软走不动路。

同样，面对日本的新闻、书籍都记载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比赛杀人这一事实，两个人百般抵赖，拒绝认罪。

另一位杀人魔田中军吉，面对那张臭名昭著的挥刀砍平民头颅的照片，他也以冬季不可能身上只穿衬衣为由，说照片是作假。

这更让人联想到一种细思极恐的可能：他或是杀人杀得热了，才脱下冬衣

这其中，野田毅坚称自己无罪，得到死刑判决后，还写了一份“致日本人民的通知”，说自己没有犯下罪行；

临死前甚至留下一份遗书，称屠杀战俘无罪，判处他死刑是一种“报复”。

而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干脆声称南京大屠杀“纯系污蔑”，以自己生病为由撇清责任。

松井石根最终以甲级战犯身份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为了记录下战犯的罪行，许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保留“血证”，还有更多的正义之士如石美瑜、高文彬等更是费尽心力寻找证据，为求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结果而努力奔波。

战犯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这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战犯主动认罪。他们临死前，对南京城内的累累白骨毫无歉意。

哪怕至今，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慰安妇也没等来一句道歉。

谁能代替幸存者与战犯“和解”？

吴啊萍想与战犯“解冤释结”，问题是，她有资格吗？

我想，谁都不能代替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及幸存者们“解冤释结”，被滔天罪恶蹂躏的数十万死难者，他们已经无法开口说出自己的冤和恨，这种惨痛的能量一直到宇宙毁灭，都不可能得到“解冤释结”。

85岁的陈德寿，原本生于一个幸福的小康八口之家，家里有服装店和裁缝店，可当日军侵入之后，他那怀孕挺着大肚子的姑母就惨受折磨，因为拒绝被鬼子拖走，鬼子一怒之下，往她腿上刺了许多刀。

姑母倒下后不久，就断气了。

他的父亲尸体在承恩寺门口被刺刀戳死，几天后才找到尸体。

而他一度跟着母亲、舅舅离开家寻找避难所，可一路上总被绊倒，绊倒的原因是——

他们的脚下，躺着许多尸体。

在电影《南京！南京》里，还有一位白发苍苍但不失优雅的赵婆婆，她受邀参演了其中一个角色。

她和妹妹，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

原本赵氏姐妹家中生活富足，每天还有十个铜板的零用钱，日子饱暖无忧。可是到日本人侵入南京后，她们的生活一下子崩塌了。

爸爸告诉她：日本人连小女孩都不放过，你只能剃成男孩头才能保命。姐妹们一声都不吭，默默剪成光头。

而邻居小女孩因为感冒发烧没有及时躲起来，日本人一进去，她们就听到了小女孩的惨叫。

更惨烈的，还有雷桂英老人。她9岁有一次做饭时，有日军闯进屋里强暴了她，13岁，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汤山高台坡开办的一家慰安所，成为里面年龄最小的慰安妇，经历了一年半屈辱的生活。

侥幸逃出来后，她的身上留下多处严重伤痕，也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段经历，六十多年来她一直守口如瓶，直到2007年，她才公开自己是南京慰安妇的身份。

雷桂英老人于2007年去世（来源：新华网）

成为“幸存者”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治愈创伤，最终令生活走向正轨，也可以很平静地回忆起那些屈辱往事。

越是看起来“波澜不惊”的讲述，越是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不再是新闻里那些抽象的幸存者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会悲喜，会胆怯，有自己起起伏伏的人生故事，在那段特殊的经历之外，他们仍然过着平凡人的一生。

可如果没有发生那场大屠杀呢？

他们会不会过得更安稳幸福？

那些死难者，是不是原本也该有平常的生活，有可能拥有一个四世同堂的未来？

所以，哪怕时间抹平了许多伤痕，对于战犯的所作所为，人们还是无法原谅，也不该原谅。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供奉日本战犯的原因。

供奉战犯的本质，是认同他们犯下的罪行。

这无异于撒了一把盐在幸存者的伤口上，也是对无辜死难同胞的亵渎和背叛。

如何让“供奉战犯”行为不再发生？

不过，供奉战犯这事，我们的焦点或许不该过度聚焦在“吴啊萍”这个自然人身上。

毕竟在吴啊萍之外，还有各种声称超度关东军的网友，有在线上祭奠平台祭拜战犯的……

但是，自然人吴阿萍能够这样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绝不是一件小事。

在公众的反对声浪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上纲上线”之类的嘲讽，同时，也有人说什么“众生平等，超度亡魂”，标榜中立理性，践踏民众朴素的情感；

甚至有人直接从日本侵华罪行开始“洗地”，无视世界对法西斯暴行的共识，妄图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去罪化、合理化。

这才是大问题。

一个“吴啊萍”可以是盲信入脑的愚人，很多站“吴啊萍”的人，则无法单用愚昧来解释。自然人吴某有没有“后台”不可知，可有许多人，已经出现了“逆向民族主义者”的心态。

战犯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令许多人家破人亡，吴某在南京“祀凶”，无论最终法律会如何审判，从行动上来说都是属于严重的冒犯和行为不当吧？而且显而易见，这样的冒犯是因，民众的愤怒是果，如若真的“客观理性”，那就不该对吴某的冒犯视而不见，却揪着民众的愤怒抨击。

祭祀恶鬼无罪，民众骂两句反而不该，如此黑白不分，真能叫“理性”吗？

真正该管的是，有些人为了钱放任恶鬼淫祀；该管的是有成千上万人系统化、理论化地搞逆向民族主义……

今天的吴啊萍或许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但长此以往，总有不蠢的“吴啊萍”出现的。

比起对吴啊萍喊打喊杀，阻止更多、更恶劣的“吴啊萍”诞生不是重要得多么？

E姐结语：

一直以来，我们的文明都在致力于消解所谓“祀凶”的“兽性恐惧”。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是不畏神明，而是作为文明人的自觉，仁义礼智信为根底，不可向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兽性妥协。

超过两千年前，西门豹知道严惩神婆神汉，以工程治水；反而在21世纪，“天宫”飞行在环地轨道的时代，我们的大学生，要通过祭祀凶厉去和血海深仇的甲级战犯“解冤释结”？

何其荒谬。

我个人对吴啊萍很愤怒，她没有守住文明人的底线，伤害了民众的感情。但同时我们应该反思的是——

为什么网络上对于“中国人不可以祭祀侵华日军战犯”这件本应该成为常识的事，竟然有那么多“理性”的声音。

就算在宗教的思维里，一个人也无法代替几十万冤魂与刽子手“解冤释结”，如此滔天的罪恶，佛祖尚且难以度化，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今天的话题是：

你如何看待有人供奉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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