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汉朝与古罗马皇帝的截然不同属性

作为处于同时代的两大超级强权，汉朝与罗马孰强孰弱的问题，始终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看似类同的帝国体制背后，却蕴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作为标识符，看看两者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巨大！

神圣的绿帽子

刘邦称得上是第一位 真龙天子

若要弄清汉朝皇帝的真实属性，就不得不体察其与生俱来就被赋予的神圣特质。源自西周时代的天子封号，更是非常直观的点出了其中道理。例如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刘邦，就是母亲在大湖旁的小堤上与蛟龙交合而生。用今日的通俗讲法来说，就是给丈夫带上一顶硕大的绿帽子。只是由于对象并非凡人，故而并不为记录者或君主本人所鄙夷。甚至还增添出无穷的神秘色彩，进而衍生出所谓的“真龙天子”称谓。

从这桩绿帽风波便可看出，汉朝皇帝的人设就是至高无上血统。在必不可少世俗因素外，尽可能给自己添加宗教式权威。不仅肩扛阴阳平衡重担，还要努力维持天、地、人之间的完美和谐大任。特别是在董仲舒等新儒家思想者看来，只要出现阴阳失衡迹象，上天就要降下各种征兆来提醒君主恪尽职守。若是依旧我行我素，还会引来更加深重的大型灾难。因此，皇帝总是要在日常政务外，主持进行各类神圣仪式。依靠类似“教主”或“大祭司”的功能设定，博取那句说来简单却做起来麻烦的“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学说 实际上是服务于君权神授观念

此外，皇帝还要维持天子的对外神秘性，长期在自己的宫殿内深居简出。同时也对内严守血统纯正性，用大批宦官替代正常男性，充当深宫后院的主要劳力。唯有少数关系密切的皇亲国戚，才能偶然破例进入后宫探访。而且在汉朝建立之初，国家的管理事务主要由外廷官员处理，内廷仅有一个小型的办公机构--尚书台。后来才由汉武帝赋予了更大职权，但在他死后又被继任者遵传统改了回去。甚至一度因外戚贵族和士大夫官员的钳制而非常消极，只满足于后宫中闭门不出。

当然，这套由汉朝天子所确立的皇权制度，在之后的2000年里不断来回变迁。但即便是个人权力达到顶峰的明清两朝，内外廷依旧泾渭分明，容不得任何力量来轻易越过雷池。尤其是聪明的统治者，往往知晓这层区分的意义十分深远，是维持帝国框架和个人神秘主义的必要结构。反倒是那些格局不大的糊涂蛋们，总是处心积虑的要将隔阂打破，为短期利益而牺牲全盘大局。因而除后世评书作家吹捧外，几乎很被历史本身所认可。

源自汉朝的皇权制度 在之后的2000年里没有本质变化

特殊的第一公民

古罗马的皇权 长期需要靠法律概念来伸张

相比之下，罗马皇帝虽同样需要靠世俗因素来谋得上位，但涉及地位与权势的合法性均源自法律。至少在这套体系被构建起来的前200多年里，他们都以“第一公民”称谓自居，不愿使用那些象征东方暴政的特殊化头衔。此外，他还必须是合格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并以相应的法律去任命总督或各级官吏。

在这样复杂且严苛的环境下，古罗马的皇帝们往往需要为伸张个人意志而付出更多努力。从奠基人屋大维到臭名昭著的尼禄，全都面临着法律条款存有缺陷问题，必须和元老院内的老顽固们进行长期拉锯。直到维斯帕西安努斯夺取大位，才在第一轮大规模改革后将基本律令修缮完成。至此，罗马君主才被赋予处理和从事任何事务的权力。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只要他认为这样做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

大部分罗马皇帝 都必须是合格的军队统帅

即便如此，罗马皇帝们也无法在自己的温柔乡里混吃等死。不仅需要出席都城内的各类公共活动，还经常要为具体问题而奔走在各行省之间。时而翻越阿尔卑斯山去往高卢，转投又渡海到希腊或叙利亚应付繁杂政务。每到一处就会马上面临大量工作，根本没心思将时间花在游山玩水方面。一旦有大规模战事爆发于边境，这些君主又要以最高统帅身份亲临前线。换句话说，任何由他人引起的闪失，都可以将责任归结到他头上。这才有处心积虑为首都平民提供食物，还因物流延迟而被市民当街丢石头的窘境上演。

不过，暂时性的制度限制，总是抵不过天长地久的人性贪欲。历代罗马皇帝就用约300年时间，有条不紊的将权势逐步扩大。其后更有君士坦丁之流，靠另立首都等极端方式，在权力的欲望场上极速狂飙。但作为衡制机构的元老院，还是又苦苦支持了300年时间。其后还有地方上的军事贵族出来替代，继续对罗马君主形成不规则衡制。因而在大部分三观正常的著作中，前期的皇帝往往容易获得公正认可，而后期的皇帝就不免被揪着小辫子来回批判。

即便在拜占庭时代 罗马皇帝的权势都会受不同程度限制

总结

罗马与汉朝的对比 堪称一部发人深思的巨著

通过上述这些简单明了的对比，相信读者都能察觉出汉朝和罗马皇权的本质差异。同样是大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这人跟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真的是制度因素会作怪？还是文化底蕴在使然？又或者是兼而有之，很难将其中的某一项从其他因素中剥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