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历史专访熊逸：《资治通鉴》何以是帝王之书？

全历史专访

专家访谈、深度阅读、纵深历史

熊逸 / 新星出版社·得到图书 / 2021

本期采访老师：

熊逸，得到App课程主理人，开设有《熊逸讲透资治通鉴》《熊逸书院》《熊逸说苏轼》《熊逸讲莎士比亚》《熊逸·唐诗必修50讲》等课程。

您在书中并未讳言《资治通鉴》错讹颇多的弊病，司马光是以严谨著称的史学家，他又有一个功底深厚的写作班子，为什么还会犯那么多错？

《资治通鉴》近来卷入了一场热门学术争论，与辛德勇老师的《制造汉武帝》有关。您是否认为，司马光有为警示帝王而刻意剪裁、引用史料之嫌？

熊逸：首先要说的是：不同的时代对史学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侧重。

司马光的严谨，一来是对“作为政治哲学的历史学”的严谨，而不是对纯粹的历史学的严谨，二来宋朝人的严谨跟现代学术的严谨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我觉得可以把“之嫌”两个字去掉，他不仅有，而且经常有。真正的问题是：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清朝的考据派当然不以为然，今天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当然也看不惯这种做派，但是，在古人的主流意见里，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反而不这样做才大错特错。

所以我在串讲《资治通鉴》的时候，不会只就史实谈史实，而是更加关注《资治通鉴》作为一部观念先行的作品是如何形成并强化这些观念的，关注这些观念以及观念背后的那些作为支撑物的、或许并不靠谱的史料是如何真实地在后世发生影响，如何塑造出这种或那种中国精神的。

我们在直观上觉得，记载历史，最重要的就是秉笔直书，力求真实。这当然没错，但是，什么叫“秉笔直书”，什么才是“真实”，不同时代的标准其实并不一样，甚至能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在《熊逸书院》讲过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书写案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晋国。简单讲，晋国的赵盾是一位尽职敬业、深受爱戴的好总理，国君夷皋却是一个歹毒的昏君，处处看赵盾不顺眼。

最后夷皋处心积虑暗杀赵盾，赵盾侥幸逃过一死，慌慌张张踏上了流亡之路。政坛局势变化太快，赵盾还没逃出晋国的国界，他的同宗亲戚赵穿就把夷皋杀掉了。

赵盾

这时候晋国的史官恰好就是为中国史学奠定“直笔”基调的董狐，文天祥《正气歌》颂扬的“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这位前辈。董狐于是“直言不讳”地在档案里记载了一笔“赵盾弑其君”，还拿到朝堂上给大家展示。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不骂他指鹿为马就算是给他留面子了，这怎么能叫“直言不讳”呢！

赵盾本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胆寒，而是委屈和不服气，他很激动地声辩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而董狐的回答是：“你是国家总理，弑君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国境之内，回来之后又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这样看来，弑君的不是你又是谁呢？”

孔子

后来孔子对这件事给了一个评语：“董狐是古之良史，据实直录而不作隐讳之辞；赵盾是古之良臣，却为了史官的书写原则而蒙受恶名。可惜呀，如果赵盾当时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去弑君恶名了。”

孔子虽然为赵盾惋惜，但显然赞同董狐的意见。“赵盾弑君”之所以成立，大约有以下三个理由：

（1）赵盾是国家总理（国之正卿）。

（2）凶案发生时他仍在国境之内，按规矩应该对此事负责——这大概就好比在一些现代国家，如果发生了什么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重大事件，即便和政府的相关官员毫无关系，他们也要引咎辞职。

（3）赵盾回来之后并没有追究凶手，董狐大概由此而推测，赵盾在心里是认为夷皋该杀的，赵穿杀得对——既然赵盾以行动透露出了这种心理，那就可以说赵盾是弑君的凶手。这也算是一种诛心之论了。

在今天看来更加离谱的是，假如赵盾只是一个平庸之辈，很可能反而不会被史官描写成弑君凶犯，而正是因为他很贤能、名声好，大家对他的期待高，这才容不得他犯一丁点错。

这种历史书写原则，叫作“责备贤者”，古人相信孔子修《春秋》就是这么做的。好比今天有外星人入侵地球，我第一个投降了，孔子不会多说什么，但如果钢铁侠投降了，孔子就会拿最激烈的言辞去抨击他，董狐则会秉笔直书，说钢铁侠才是毁灭地球的元凶。

但如果换作钢铁侠的女儿书写历史，就不该这么严苛了，“为亲者讳”才是正理。蜘蛛侠如果接过这支笔，正确的写法应该和钢铁侠的女儿一样温情脉脉，但原因不是“为亲者讳”，而是“为尊者讳”。

总之，对“过五关，斩六将”之类的经历必须浓墨重彩，饱含深情，做调查的时候，对一切有益于拔高英雄形象的说法，不妨听风就是雨，千万不能拿着放大镜挑刺儿，冷静客观并不是历史书写的正确姿态。

退一步说，即便抛开尊亲关系，也不应该冷静客观。今天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但在古代的主流观念里，费心搞历史并不是为了留下冷静客观的档案，历史学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沦为史料学，而应该属于政治哲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的范畴，虽然古代没有这些学科划分的名词。

看看孔子的榜样吧。古人相信“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历史书写必须有明确的褒贬，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相比之下，比如大昏君纣王到底有没有发明过炮烙酷刑，到底折磨死了多少人，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否真的是吊民伐罪的圣人，改朝换代仅仅是因为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不是私欲作祟？……这些事实性的对错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周文王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虽然不好意思标榜自己有心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传统，勇为孔子接班人，甚至刻意避嫌，但我感觉他的内心真的存在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以书写历史的方式为万世立法，这是《资治通鉴》第一段“臣光曰”中就有表现的。

司马光所谓为万世立法，当然预想不到社会的变迁会结束帝王模式，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社会，所以他心目中那些“永恒的大问题”很多都是在自己时代里真实发生过的既棘手又影响深远的问题，而他对历史的追溯，往往是在回应自己时代里的种种问题。换言之，司马光是带着问题意识来写《资治通鉴》的，他要运用历史材料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解决若干政治哲学问题和管理问题——而不是按照年代顺序来罗列历史材料并且考订真伪，所以他在运用史料的时候，史家的意识是第二位的，政治哲学家和管理学家的意识才是第一位的。

我讲《资治通鉴》，战国时代还没讲完，就已经多次讲过司马光这种为了解决问题而编排史料，并且不大在意——甚至很不在意——史料可靠性的地方了。比如《资治通鉴》讲到信陵君之死，很没必要地从《孔丛子》当中摘引了一段关于丧礼礼仪的段落，且不说《孔丛子》在司马光的时代名声很坏，知识界的主流意见认为这部书不可信，即便它真实可信，《资治通鉴》摘引的这一段也显得特别画蛇添足。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熟悉司马光的时代，熟悉儒家繁琐的礼学，就能看到北宋轰动朝野的所谓“濮议”和这段史料指向了共同的某个礼仪原则，而这个原则正是司马光和很多北宋知识精英心中坚守的千秋万世伦常之本，是司马光年轻时代在奏章里大声疾呼过的。

再比如《资治通鉴》讲到李牧对付匈奴的战术，讲到荀子和临武君探讨军事问题，一反常态的啰嗦。为什么这么啰嗦呢？

其实也是在应对一个北宋时期的棘手问题：军人总有挑起战争的冲动，因为不打仗就没机会立功，但朝廷从全局利益来看，显然维持和平才是优选。这就是一个管理学的难题。

书中许多案例结合了管理学知识，您为何尝试了这种写作方法，其中难点何在？

熊逸：我并不是刻意拿历史来迎合现代的商业社会，而是一方面历史上的很多君王、官员和有识之士都在不断尝试解决各种管理难题，一方面司马光本人也要从历史当中给很多管理问题——尤其是北宋时代特别棘手的那些管理问题——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只不过司马光没有这样大声吆喝，是我结合了北宋的社会问题和司马光各种奏章里的内容来理解《资治通鉴》里边一些特殊的，甚至看上去很不合理的写法。

近年兴起阅读《资治通鉴》的热潮，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也曾领读，当然他跟您的视角有所不同。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

熊逸：难怪呢，我就觉得即便有“得到”这么好的平台，我的内容也不至于吸引这么多人啊，原来不小心蹭了一拨热度。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呢？只谈我自己吧，对我来说仅仅因为有趣，是个很好的消遣。如果从功利角度来看，它可以使我们超越肉体极限，体验无数种人生的可能性，借助许许多多杰出人士的毕生历练来提升自己的经验值。

《资治通鉴》被誉为“帝王之书”，它所蕴藏的帝王心术究竟体现在哪里？历代帝王果真深受影响吗？

熊逸：《资治通鉴》是那种正大光明型的帝王之书，历代帝王也只是间接受它的影响，因为别说历代帝王了，就连历代知识分子也不是很能啃下这种大部头。

司马光

《资治通鉴》的广泛影响力主要是通过各式各样的衍生读物——主要是“瘦身版”和演义文学——发生的。这有点像《红楼梦》，今天很少有人读过原著，但书房里会有这么一套书，看过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电影和电视剧，看过连环画、精彩片段节选、地方戏，知道书里的一些掌故和主要人物性格。

在书中，您讲战国，又不只讲战国，穿插了很多历史问题。是否可以说，战国是一面镜子，后世面对的历史问题，总能在战国找到影子？

熊逸：镜子无所不在，因为人的生理、心理结构几千年来没什么变化，以至于很多问题虽然跨越时空，表象各异，但本质上是高度相通的。哪怕跨越物种，看看猩猩、狒狒、猴子们的社会生活，我们都不难感受到那种令人恐惧的相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