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深受“毒”害 武汉会战中日军的“毒气战”（图）

农历新年伊始，暴发于中国大陆武汉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升温，几乎人人谈武汉色变，产生了“武汉人自带病毒”的错误印象。其实，这并非武汉首次遭到“毒害”，在距今80余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武汉会战时，侵华日军也曾以化学战方式攻击中国军队，造成大量伤亡。

2019年7月，日本学者松野诚发现侵华战争期间的“旧日本军的毒瓦斯兵器”实战记录，此乃毒气战部队的第一手官方文件首度现世。（琉球新报）

综观人类历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国使用新式武器─化学武器于战场上，不仅屡见不鲜，也已进入到各国的军队教育中。1920年，中国的炮兵训练中已记载：“编译无防毒器具之军队关于防护瓦斯之研究，均已出版，分发各部队”，可见当时已有防毒、防化教材的出现。

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力指出，1928年8月，为统一军政命令与整军建军，决定于行政院下设军政部，辖陆、海、航空、兵工、军需各署。国民政府任命军政部政务次长张群兼任兵工署长，同年11月，兵工署正式成立于南京，可以视为蒋介石希望设立专责之生产单位来研发化学战的理论、实际与防御，中国跨出化学战的第一步。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当时日军“即将使用毒气”的消息甚嚣尘上，也让蒋更加重视未来战争有可能出现的化学武器攻势。

1932年3月13日，蒋介石拟定各种卫生、医疗、补给系统之作战方案，设立抗日作战军后方军运总处，隶属军事委员会下，受军政部参谋本部指挥；并于南京、常州、嘉兴、杭州等处设置分处，构成交通网。1933年，当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致电给蒋，称日本正在制造毒气弹，应火速饬令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加速制造“将官用防毒面具200份、官佐用面具13,856份，士兵用面具237,054份，用以戒备”。然而，仅仅在同年的长城战役中，国军投入了就超过25万兵力，这25万的面具数量，对全中国的抗日战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同时也突显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穿戴防毒靴、防毒衣以防其他各种毒气的忽视。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以凌厉的攻势侵略华东地区。同年8月，日军空袭江苏江阴、浙江海宁，并投下多枚毒剂炸弹。在“八•一三松沪会战”中，日军多次发射毒剂炮弹，施放催泪毒剂攻击防守水电厂的警察总队。在华北战场方面，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化学战发生于晋南曲沃战役。1938年7月6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射1,600枚毒剂弹，并在进攻正面上施放7,000个毒剂筒，国军被迫后撤，日军才得以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总计在晋南曲沃战役中，日军共发射2,197发毒剂弹，施放12,000个毒剂筒。

至于当时日本用的是何种毒气弹呢？皮国力认为，有一类为窒息性毒剂。1938年9月18日，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电蒋介石，言刘振山师长报告：“敌连日用大量毒瓦斯弹向我猛攻，职在城内外已中毒两次，尤以城内一次毒最甚，昏迷达数小时，眩晕、呕吐，刻尚未愈，城内官兵中毒极多。”另一类是有关喷嚏、催泪等刺激性毒气，如1939年1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电告蒋介石：（据阎锡山报告）日军在乡宁、南房（今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吉县文城乡南房村）上作战时使用两种毒气，一种是长毒性瓦斯，若中毒或呕或吐，身体发热，一般数小时或一日就能康复；呕吐是喷嚏性毒剂的代表症状，其化学物质为砷化物（二苯氢砷）。催泪性瓦斯效力较小，若遭遇时，听说用雪来堵住口鼻亦稍微有些效用。只能用雪来抵挡敌军的化武，足见当时国军装备的缺乏。

武汉做为华中地区重镇，经长江水路西可抵重庆、成都，东下可达南京上海，又为铁路平汉线、粤汉线（北平─汉口、武昌─广州，今京广铁路的前身）的中点，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以来均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日军参谋本部认定：“只要攻占武汉、广州，就可支配中国”，故溯长江而上的侵华日军，自然也不会放弃攻略此地，发生于1938年的武汉会战，更是学者们公认日军使用化学战最频繁密集的战役。1937年7月28日，时任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865─1945年）传达昭和天皇的特别命令，允许对中国人使用化学武器。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统计数据也发现，1938年8月至10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在武汉会战的三个月内，载仁亲王传达天皇命令，使用毒气（芥子气）375次，但军政部仅统计105次，意即至少有270次未纳入日本官方统计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指挥学院教授纪学仁则统计，日军在正面战场用毒次数为1,668次，再加上各种来源可靠的数据与回忆的423次，总计侵华日军用毒次数高达2,091次，实际情况应只会多不会少。至于毒气造成中国军队的伤亡，仅在1938年8月至10月的广济战斗（广济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中国军队受毒害的就有2千余人。日本《进攻武汉期间实施化学战的报告》也记载，中国军人中毒者有600余人。皮国力表示，武汉会战中日军主要使用喷嚏性毒剂，但此后开始用空军投掷糜烂性毒气，用毒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总的来说，日军在山西、湖北、湖南等地用化学战的频率最高。

《海牙公约》第23章、《凡尔赛条约》第171章及《华盛顿条约》有关在战争中使用潜艇和有害气体的条款第5章已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但侵华日军仍使用毒气在中国战场上。抗日战争结束将届75年，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借由重温惨痛的战争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深受“毒害”的过往，别有一番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