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进步与怪力乱神：双面伍廷芳

撰文：张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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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1842年出生于新加坡。1845年被带回广州生活。1856年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学习，1860年在香港与人共同创办《中外新报》，1874年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学，1877年获大律师资格，同年返港，成为香港法庭执业律师，1880年起出任香港立法局议员。1882年辞职离港，任李鸿章幕僚，长达14年之久，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6年、1907年两度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及古巴公使。1903年起，与沈家本共同主持法律改革。1911年辛亥革命后，支持南方革命政权，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外交总长,代表南方革命政权与袁世凯方面议和。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伍廷芳赋闲沪上。袁世凯称帝，伍廷芳公开反对。袁世凯去世之后，伍曾就任黎元洪内阁的外交部长、段祺瑞政府的内阁总理。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伍廷芳惊愤成疾，6月23日逝世于广州。孙中山颁布总统令为他举哀，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并塑造铜像，以纪念他对民国政治的贡献。这是研究比较充分、我们比较熟悉的伍廷芳：一个受过先进的现代教育、西式教育的法学博士，历任清廷驻外公使、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代理内阁总理，参与和主持过诸多有重大历史影响的谈判，既是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外交家，也是一个深度参与重大事件的政治家。这些印象还可以从《伍廷芳集》所收的诸多公牍获得印证。总之，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一个“现代的”“新式的”“启蒙的”“进步的”人物。

然而，这不是事实的全部。还有另一个伍廷芳，一个被进步史观遮蔽的伍廷芳，一个有点“迷信”、有点“落后”、有点“怪力乱神”的伍廷芳。在《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对伍廷芳的介绍，涉及这个面相的伍廷芳，仅一笔带过，只谈及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的五年时间里，伍廷芳“在家中研究灵学、养生学，攻读儒、佛、回诸书”。并提及张勋复辟时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要求时任代理国务总理的伍廷芳副署此一命令，并威胁伍的人身安全。伍廷芳断然拒绝，说道：“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一死而已，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透过这一事件大体可见，这一个伍廷芳在精神上支撑了另一个伍廷芳。关于伍廷芳的灵魂学说和证道学，丁贤俊、喻作凤所著《伍廷芳评传》有所论及，但所依据的文献仅《明道会要旨》一种，并定性为“一部分封建势力的代言人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怀着悲天悯人的初衷，谋求拯救人类的荒谬说教”，其史观体现出相当强的时代局限性。郑国、泮君玲曾有专文考察伍廷芳的灵学，作者似未发现伍廷芳关于证道学的著作，因此其论述主要基于当时报刊报道以及他人关于伍廷芳的记述，对伍廷芳证道学的内容并未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论述。为了更为充分地理解一个饱满的、立体的伍廷芳，我们有必要系统考察伍廷芳少为人知的这一面相。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力图透过伍廷芳来理解时代的“两歧性”，理解近代历史上祛魅与复魅的二重奏。

实际上，宗教很早就在伍廷芳的人生旅程上打下了烙印。其母亲为基督徒，其岳父是继梁阿发以后的第二个华人牧师。少年伍廷芳居住在广州郊外时，常往附近的基督教堂听布道，渐渐熟识英国牧师晏惠林，从他那里了解到欧洲的政治、文化，学习英文，并被他推荐给在香港的牧师白利安，从而得以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后前往伦敦留学，据称也是受基督教会的帮助。我们虽不能确定伍廷芳是否受洗为基督徒，但他和基督教牧师、教会的长年交往，据此推断他对宗教比较有兴趣，有较深的了解，当不为过。据称，伍廷芳在40岁以后常年茹素，研究“卫生学说”，但所参阅古籍都是“道家修炼语”，不得其门而入，及至出使美洲之后，与饱学之士多有交流，方有心得，且著有《延寿新法》一长文，把道教养生学说和现代医学知识糅合在一起。他坚信自己可以活到二三百岁。在纽约结识的一名为康洛华士的西人，曾向他表演灵魂照相术。这一经历显然给伍廷芳造成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回国多年后，伍廷芳仍常信誓旦旦地对人讲述这一经历。传言他自己也热衷于灵魂照相术，收藏有不少他本人与鬼魂的合影，在演讲中曾公开展示，在西湖博览会中陈列过一张。他每晚就寝前必静坐一小时。据其自述，其静坐时曾感觉“思虑全消，觉得脏腑澄清，身躯轻了大半，极似漂浮空际，羽化登仙”。多种材料表明，伍廷芳深信自己是真的多次遭遇了鬼神，且有出神入定的体验。我们似可理解为这是他的宗教体验。据称，伍与人聊天，好谈鬼，常喜“发挥灵学心得”。

伍著有《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鬼的世界问题》等，据称，《灵学日记》厚厚一册，从民国八年（1919年）四月起研究灵学的一切心得，统统记录在册；《鬼友夜谈录》均为其本人一生与鬼交谈的记录。上述诸种文献，惜均毁于陈炯明叛变时导致的总统府火灾。所幸，他晚年关于证道学的几种著述和译著，仍得以存世。伍廷芳于1922年去世，次年上海证道学会即出版Dr. Wu’s works on Theosophy(伍廷芳证道学说》)，共154页，其中包含4种图书，分别是语录体的Dr. Wu’s Dialogues on Theosophy(《伍廷芳证道学问答》)，《证道学会要旨》《证道学指南》及《因果浅义》。其中，虽然《因果浅义》为译本，但因为伍廷芳本人甚为信奉这套学说，且其译文和夹注中透露出伍廷芳许多自己的见解，所以也可以用来理解伍廷芳对于证道学的理解，可以从中察知伍廷芳重建天道信仰之用心，并借此了解其所在时代的别样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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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sophy（证道学，今通译神智学）一词始自古希腊，由表示神的theo-和表示智慧的-sophy合成。证道学成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宗教思想，始自1875年。是年10月30日，俄罗斯人波拉瓦兹夫人（Madame Blavatsky，1831-1891）及美国人欧尔克（Colonel Olcott）在纽约共同创建Theosophical Society（本文沿袭伍廷芳的译法，译为“证道学会”）。据称，学会刚成立的时候，研究的重点是灵学，尤其是埃及的神秘主义。不久转向印度神秘主义。1878-1879年，两位创始人移居印度，证道学会总会也随之迁往印度阿迪亚（Adyer），迄今仍存，并在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国设有分会。证道学渊源于灵学（Spiritualism），旨在研究世界上诸多宗教、哲学和科学，发现世界的最高真理。证道学会的徽标之下有一箴言：“There is no religion higher than truth.”（译为“无高于真理之宗教”。）在总部迁往印度之后，证道学会研究的重心落到亚洲宗教，尤其是印度教、佛教，从而证道学的思想资源也明显染上亚洲色彩。

证道学会

伍廷芳应该是在第二次出使美洲期间（1908-1910年）接触到证道学的。伍自称在美国购买阅读了证道学的相关书籍，“见其论证甚广，地球如何创成，人类如何发始，将来如何结果，人生在世应如何做事，人死后若何，阴间景况若何，发明前人未明之事，确有证据，非向壁虚造、侈言神怪之比，故深信其道”。但伍廷芳到底什么时候在国内成立证道学会，尚未见确切证据。张礼恒教授在《伍廷芳传》所附伍廷芳大事年表中称，伍廷芳1910年8月“称病请假，寓居上海，自号‘观渡庐老人’，沉浸于灵学研究，欲‘集旅沪中外明哲之士，立天人明道会，冶儒佛耶回诸教精义于一炉’”，但遗憾的是未注明这一信息的出处。1916年3月12日，伍廷芳在上海尚贤堂演讲，各种报刊均称其为“通神社伍廷芳”。1916年8月16日，伍廷芳受江苏省教育会邀请讲演“通神社事”。不过，现有证据难以判断此“通神社”是指印度总会还是中国分会，因此不能确定“通神社”是否于1916年即已在中国成立组织。然而，1920年11月12日，《申报》的报道中就明确说明“上海道德通神会请伍廷芳博士在海宁路新爱伦戏院演讲生死之理”。另有时人记述，1920年伍廷芳时居上海，提倡道德通神学，每周四邀请中西会友聚集于其家，“研究各宗教之实理、天地间深邃莫名之秘理、人身中之蛰能”。由此可以推测，上海道德通神会的成立，最早在1910年，至迟在1920年，伍廷芳是核心人物。Theosophical society，伍开始译为“通神会”，是根据当时的英汉字典。伍廷芳担心人们望文生义，误以为旁门左道，特意添加“道德”二字，译为“道德通神会”，以“表明宗旨正大”。然因又有人质疑，“通神”二字并不确切，遂改为“天人明道会”，再改为“证道学会”。“通神”“天人”“明道”“证道”等字眼，均透露出该会的宗旨在于沟通天人、沟通神圣与世俗，因而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道德”二字，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瓜田李下之嫌，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伍廷芳发起证道学会的动因。

众所周知，宗教信仰在现代遭遇的主要挑战是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即科学对世界万物的重新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超自然解释的必要性，使上帝“失业”了。伍廷芳及其证道学要在世俗时代重新论证宗教信仰，论证神圣存在与世俗世界的关系，必须要处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首先，伍廷芳指出，“科学教育”的短板在于“无约束人心之能力”，而这正是宗教信仰之所长。“各国设立学校，厉行科学教育，醉心功利，竞争生存之说深入人心，历有年所。究之，欧战不能弭，海牙仲裁裁判不能实行，只缘科学教育之实际，力量薄弱”，具体而言，“欧洲自厉行科学教育以来，不免流弊，一方面助成黩武主义之发达，一方面增长个人之欲念，卒酿成近年欧战，为世界空前之大惨剧”。与此同时，伍廷芳也清楚地看到，“科学自身，本无善恶之可言”，关键在于人们本着怎样的德性去运用科学，因此科学并不应该遭到责难，也不应拒绝。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科学是价值无涉的，是道德中立的。伍廷芳强调的是科学的局限性，即科学本身无约束人心、培育道德之功能。而这，正是宗教信仰之所长。“宗教教育实行，有范围世界之功能”，“宗教教育扩张之后，堪以转移人心，教化世道。”伍廷芳指出，世俗的是非善恶“苦无一定之标准”，“甲之所是，乙之所非，此以为善，彼以为恶”，皆因“人类缺乏中心之信仰”，“大道不明，信仰不专，人心无一定之维系”，总之，“人为之政治法律风俗习惯等”（世俗秩序）虽为约束人心、陶冶德性而设，但“为力至微”。因此，“返本求源”之法还是要“竭诚于宗教”。“宗教者，劝人为善，所以济政治之穷。”正如格尔兹所言，因为世俗秩序永远不可能达致绝对的公平，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君子受厄”“恶人得福”的现象，所以诉诸于神圣秩序，有助于维系人们对道德秩序的信心。

至少对伍廷芳来说，证道学（theosophy）与灵学（spiritism）一样，都是针对世俗化、科学主义而起的，意在拯救人的精神性、灵性、德性。在他的描述中，“上帝”对现时代的判断是：“今日世界人类，均向形质实事上用心者居多，宝爱钱财，鄙弃道德，懵然不知身外更有身，世界外更有世界，人外更有鬼神，皇上外有天帝。”因此上帝才拣选俄罗斯妇人波拉瓦兹夫人传扬证道学说，劝诫世人。伍廷芳自己对当时中国的情形的判断与此类似：“近观吾人，亦皆以目前物质为心，无所信仰，置仁义道德于不问，故以二千余年儒释佛老之教，一切视若迂腐之论，以致上下交征，有危祖国。”他又说：“人为万物之灵，有理想，能判善恶，能自强自卫，能制百物，巧夺天工，如飞机、潜艇、留声机、摄影机、无线电、千里镜、显微镜、无线电话诸巧物，人可谓灵机矣；至于科学一途，如几何代数、物理格致、化电星光、催眠术、灵子术、长生术诸术，无一不尽研究，精益求精。世界中有形有象之物，几无一不了如指掌。而于道德一道，不加考求，神鬼之事，视若无有，甚者至不信天地、上帝。后至十九世纪之末，欧洲诸国有博学者，见天下有形之物，发泄殆尽，乃转而向无形中用工，于是始行研究鬼学，西曰spiritism（引注：灵学、召魂术），及诸不明之事，其名曰occultism（引注：神秘主义），绎其意，谓秘理。”列举近代种种科学技术、形下之学的大发展，不过是为了说明其局限性，同时反衬形而上之道德、灵性等急需获得深入研究。而灵学、神秘主义侧重灵魂照相术、与鬼神的沟通之术、催眠术、对人的潜意识或潜能的发掘等实践技能。证道学包含这些内容，但道德关怀更重，侧重利用多种知识资源来证成灵魂不灭、善恶果报等大道。以伍廷芳的说法，“与鬼神往来交通，或见鬼神，此亦是证道学之一部分”，但证道学是“穷理尽性之学，非专以见鬼神而设也”。

其次，伍廷芳还相信，科学知识有助于证成宗教信仰。“证道学非是一宗教，惟各教皆本之于真道，证道学亦由真理而起。故证道学虽非宗教，而实包藏哲学、宗教及科学于其中。”证道学广泛调动宗教学、哲学、科学等思想资源来论证对神圣存在、超越世界的信仰。伍廷芳宣称，证道学“对于各物之研究及考察，皆用科学方法以推究其原因结果”，但最终要阐明的乃“生命之科学、灵魂之科学”，“推明生命之道，发达心内灵机，俾得察视藐微，直接觉悟真理”，因而相较于自然科学（“物质科学”）“尤进一步”。证道学虽然依靠科学的支撑，但又超越于科学，因此，伍廷芳对宗教信仰的证明，并不纯然依靠科学，也不拘囿于科学。以时人的说法，是“博通三教，无轩轾之分，至奥妙之处，又以科学证明之”。科学于他虽往往意味着正确、确切的知识，但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真理。在回答证道学与道教孰优孰劣时，他的问答是：“证道学中之修性、修命、炼气、炼神、外功、内功，实与道同，老庄已道尽矣。不过老庄之时，未有科学证明，今日证道学，设于二十世纪之时，得科学证明之故，似优而实非。”由于相信世界万物遵循同一个“道”，最高的“真理”只有一个，无论是科学的真理，还是形形色色的宗教的真理，也许在表面上、具体枝节上有所不同，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相互证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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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很早就参加了宗教对话的实践。自1903年起，伍廷芳就深度参与了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主持的尚贤堂的活动，担任董事，提供经济资助，发表演讲，组织讨论。尚贤堂的一大宗旨就是开展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联合各教、舍异求同，它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宗教对话平台，当时基督教、儒教（孔教）、回教、佛教、道教各方的主要领导人物都曾参与尚贤堂的活动。证道学的宗旨与此甚为接近，也志在破除宗教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且护卫宗教信仰，因此伍廷芳服膺证道学，其来有自。

在伍廷芳看来，证道学力求阐明的是神人、死生、灵魂肉体等等关系，归根结底是要穷究天与人之关系、神与人的关系、神圣存在与世俗事务的关系：“世界宗教，其原皆出于天。其所研究主张之理，即天与人关系之理也。若泛言天道而忽略人事，或徒论人事而蔑视天道，均不能以天道管摄人事，及以人事证明天道……谈天道者必须有统系，有证据，以科学之条理，求大道之指归，切于人事，当于人心……天道人事一以贯之，到此境界，谓之天道人道均无不可”。归根结底，证道学所证之“道”，是贯穿天人、神人、神圣与世俗的道。虽然没有宗教仪式，不拘囿于某一固有宗教传统，但证道学显然是具有浓厚宗教关怀的一种思想学说（“其是宗教，由于追明天道之后，再指明捷径与吾人，使吾人早达清楚超升之目的”），证道学会也往往被视为一种宗教团体。

伍廷芳特意指出，汉儒董仲舒所谓的“天人之际甚难明也”，正是证道学要力求阐明的对象。这表明，本土的天道信仰，也是伍廷芳证道学的一个关怀所在。另一个证据是，1914年，尚贤堂在北京召开“万教联合大会”，伍廷芳作为“孔教”代表出席并发言，也可见儒教、天道信仰之于伍廷芳，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过，要注意的是，伍廷芳关心的却并不仅限于中国本土的天道信仰。此“神”、此“道”、此“天”，并不是某一特定宗教的神圣存在，而是普遍意义上的神圣存在。伍廷芳认为，佛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旨“皆原于天而证诸人”，“所发明者，在乎天人之际”。他相信，“天与人关系之理既明，则人生观可以确立，理得其真，心有所主，物我一体，为善最乐。一切功利竞争之说，迂僻诡异之行，国家种族畛域之见，不能重扰吾人，世界于是大同矣”。证道学具有鲜明的普遍主义色彩，它认定所有的宗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力图超越具体宗教派系之间的冲突，超越国家、种族等界线，追求世界大同。在伍廷芳看来，证道学是“天人相见之指南，世界大同之导引”。

在伍廷芳看来，世界诸种宗教都着意于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天人关系”），且都教导人为善去恶（“千差万别之宗教，无非教人为善之一念”、“各教皆有劝善惩恶之利益”），更重要的是，诸种宗教同出一源：“上帝派诸大圣贤，次第诞生，创立各种宗教。如中国之孔孟，组织孔教，率天下以仁义；释迦牟尼、如来，组织佛教，率天下以慈悲；乃至耶稣、天主、默罕默德、婆罗门等各圣贤降生各国，其大旨要以劝善为方针。为赏善罚恶起见，特发明因果说，使知为善得可爱果，为恶得非可爱果。”如此，则把诸种宗教都追溯到同一神圣存在——上帝。此一上帝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而应理解为所有宗教共同的至上神，一个共同的“造物者”。“造物者，天下之大神灵。英人号为God，即耶稣天主；儒教之所谓上帝也；佛教之所谓佛也、世尊也；道教之所谓鸿钧也、玄始也；回回教、拜火教亦各自有其名号也。其名虽殊，其为天下之大神灵，则一也。”在他的描述中，证道学会创始人波拉瓦兹夫人“知天下诸教本自一原，教主之心本于一善，无非以教人、救世为宗旨，实无端可争，所不同者，在于礼节上而已。于是天下为一家，合诸教为一理之心遂萌”。这种会通天下诸教，“合天下各教为一家”的追求，一方面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宗教纷争的回应。

不过，在证道学中，处于最高位阶的，并非人格化的“上帝”，而是非人格化的“道”“天道”。从而，神创论在证道学中是缺位的，这一点与亚伯拉罕三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人格神是“道”的派生物，“此大神灵，亦由道而有”，“各教皆由天道而来”，“世界各宗教，皆系真道一部分之表示”。“证道学之英国名，是天理或天道，亦是穷理尽性之学”，“证道学者，实是学天道”，“吾人乃实向天道做功夫”。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证道学虽为欧洲人首创，但其思想资源却主要来亚洲的宗教传统，证道学会总部迁往印度之后，其任务之一是 “穷究亚洲文教及理学”；其次则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对欧洲文化的信心大为衰落，并转而从其他文化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对此，伍廷芳有一段陈述：“今日大战之后，欧洲知进于科学、退于精神之害，故德国有发起每星期演讲儒与道二次，而法国又多绎佛经及社会，各国实行佛与道之大同。加以证道会在在世上多至八千余处，独美与英二国之地，多至七十余处。其中所教之理，大半是道与佛。”

尽管诸神同一、诸教同源，种种具体宗教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差异。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圣人立教，皆视世人根性之现状，以定教化之标准”；二则是因为教徒不良，谋权谋利，变本加厉，导致宗教冲突。总之，“世界宗教，如大树之枝叶，枝虽不同，而树无异”，“各教之表面不同，而基础之真道则一也”，“圣人无二心，天下无二理”。基于这样的理解，证道学会“力主宽大，不执一教，不舍一教”，“合天下各教为一家”。不仅如此，各种宗教皆可借助证道学阐明的事理之支撑和证明，“证道学会以真道为体，而真道又为各教之基础，非一教所能独有也……宗教藉证道学证明其经文之隐义，益令人信仰”。

综上所述，证道学着意的并不是捍卫或证成某一特定的宗教，而是要论证，有神论和宗教信仰是成立的。一方面，它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二者产生于一时代、同一语境，均志在无所偏曲地理解世界各宗教传统。另一方面，它与现代宗教学又有所不同，后者往往预设宗教是人类回应生存环境的思想产物，简言之，“神乃人造”；相较而言，证道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于基督教神学，志在论证超越存在之实有，神圣秩序之公正，其矛头所向，是无神论，是无信仰的状态。而这，也正是伍廷芳晚年的中心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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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迄今所见材料，难以清楚知晓证道学会规模如何、成员有哪些人。但伍廷芳多次公开演讲灵魂、证道学等内容，听众甚多，也可见这些思想学说颇有市场。1916年3月12日，伍廷芳受邀到上海尚贤堂演讲身体与灵魂之关系，听众达数百人。1916年8月16日，伍廷芳受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在该会补习学校讲演“通神社事”。据报道，伍廷芳主要演讲“人能永久不死，所死者躯壳，而不死者灵魂也”，他历述灵魂永久存在之种种证据，讲述他在美国时与鬼谈话之经历，并出示身后有鬼影的照片三张，令听者传观，“听者二百余人，座为之满，沪上名流大都联袂而至，车马盈门，洵一时之盛会也” ，“滿座鼓掌如雷”。1920年，伍廷芳“在海宁路新爱伦影戏院演讲生死之理，听者至一千余人至多”。民国佛教巨擘太虚法师曾专就此演讲做过详细的记录，尽管他并不完全同意伍所讲的内容，但承认“亦为善言”。太虚法师曾举伍廷芳为例，来说明修禅定者能见常人所不能见之物，“如伍廷芳稍有修养，预计在梦中作何事或见何人，后来亦能做到”。可见他相信伍廷芳真有超出常人的神通。

伍廷芳于1922年去世之后，证道学会偃旗息鼓，但1924年，上海有人继承伍廷芳遗志，重建证道学会黎明社，并出版了伍廷芳关于证道学的遗著，创办女校，开设讲堂每周公开演讲证道学，建设图书馆对公众开放，创办发行《证道学月刊》。1928年7月15日，太虚法师赴欧美传播佛法之前，听说证道学会盛行欧美，还专程访问上海南京路别发洋行楼上之证道学会，与其图书馆主任甘伯尔（H. B. Compell）交谈数十分钟。1927年，伍廷芳去世四年之后，上海还有人在扶乩中请伍廷芳“现身说法”，以新旧学说解释“扶乩的原理”。1943年，一贯道崇华堂重印的《一贯浅说》中还收《伍博士演说道体》一文，“为伍博士与一贯道徒讲道时的问答语录，所讨论的问题有：一贯道的意义，无极太极的道理，崇华堂中使用的工夫——静坐，性与天道等”。可见伍廷芳及其证道学、灵魂学说、灵魂照相术等，在其生前有相当的影响，在其身后仍有回响。

伍廷芳的证道学颇具时代典型性，它是在全球化时代回应文明冲突、开展宗教对话的一种方式，同时代表了一种在世俗时代拯救神圣存在、重建天人关系的努力。以伍廷芳的话来说，它一方面是“世界大同之导引”，另一方面又是“天人相见之指南”。首先，证道学与宗教学均发端于19世纪西人殖民拓展的时代，海外殖民活动带来了宗教冲突、文明冲突，催生了客观理解不同文化传统的需要。人类学、宗教学、证道学均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中，均旨在回应这一时代需求。作为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法学家，伍廷芳对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传统有实际的接触和体会，有比较平等、比较客观的态度，加上传统“理一分殊”“道通为一”“天下无二理，圣贤无二心”的思想预设，这使他易于认同证道学“诸教同源，诸神同一”“不执一教，不舍一教”的开放态度。其次，证道学有着鲜明的有神论立场，力图论证世俗道德秩序有神圣存在的保障，显见是对科学主义和世俗化浪潮的回应，是一种复魅的冲动。曾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伍廷芳，感叹裁决难以执行，感叹“政治之穷”，感叹世俗道德秩序的不足，感叹世俗教育对人心和道德的约束不力，因而其证道学寄望于神圣存在对世俗道德秩序的保障，正符合他“宗教者，劝人为善，所以济政治之穷”的理解。

（作者授权刊发，内容有删节，注释略去。原文《伍廷芳证道学研究》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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