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曾致信杜甫：感谢你告诉我们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分享至朋友圈。

2018年1月12日早，当代中国学者王学泰于北京逝世，享年75岁。

王学泰，1942年12月出生于北京。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最为著名的研究身份是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著有《清词丽句细评量》《中国流民》《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饮食文化史》等。

《国家人文历史》曾约王学泰先生以“给古人的一封信”的形式写一篇文章。他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当时恰逢唐朝诗人杜甫诞辰1300周年，王学泰先生便为杜甫写了一封信，表达感念之情。今天特将此信刊出，以悼念王学泰先生。

王学泰

少陵你好：

作为您的忠实读者给您写信，不免心怀惴惴，因为对于您，我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说熟悉，我自十三四岁就读您的作品，先是读选本，后来又读了全集。身处逆境之时，一卷杜诗就是我的精神慰藉；老了、似乎无所事事了，杜诗中的名篇名句仍旧不断地蹿上心头，随之不知不觉地哼了出来。由于我的缘故，“杜甫”（当今人们只把名字看作符号，不像古人那样重视名讳；现在称古圣先贤都是指名道姓，还请您原谅）这个名字被我周围的人所熟知。说陌生，我们相距不仅时间遥远（用“代际”计算的话我们相隔四五十代），更大的是身份、经历上的差异。我很难体会的是您由于世代“奉儒守官”具有的责任感和无条件的“每饭不忘君”的忠君情结。

杜甫像

历代人们爱戴您、尊敬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不例外。我可以说就是这个时期的见证人，这封信具体地向您介绍一下。

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中，中国按照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章程年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这期间，中国只有五位入选（李时珍、屈原、关汉卿、杜甫、齐白石），您于1962年入选。

用现代的话说，1962年是“杜甫年”。这一年中介绍杜甫、宣传杜诗，加速了杜诗的传播，您也受到各国人民的礼敬。当时我正在读大学，感受到了国内文化界对于杜甫、杜诗的热情。许多杜诗研究者、爱好者发表了百篇以上文章，从各个角度阐释和理解杜诗，总结您的创作经验。其高峰是当年4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隆重的纪念大会，这是向世界宣告杜甫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大会上写作《杜甫传》的诗人冯至先生发表了《人间要好诗——纪念伟大诗人杜甫》专题报告，全面分析杜诗的价值。更有趣的是当时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先生所致的“开幕词”。其题为《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杜甫传》，冯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想您一定非常欣赏他的提法，郭先生把您与李白相提并论。他说：

我们今天在纪念杜甫，但我们相信，一提到杜甫谁也会联想到李白。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他主要代表了开元时代，但他对于所谓开元盛世并不是盲目陶醉的。他早就预感到在那虚假的升平景象之下会发生急变，而且想亲身干预这种急变。在安史之乱以后，他虽然还生活了七年，但他是生活在比较安定的东南地区，他对于流离战乱的情境没有亲身的经历，故把诗歌赛跑中的接力棒移交给杜甫了。他们两位都称职地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使命，是毫无疑问的。

一千多年来，虽然都是“李杜”并论，但像郭先生这种“双子星座”的洋比喻还是第一次。洋人经常用它来比喻双胞胎，郭老这样一用，人们不仅感到新鲜，而且更深刻揭示了李白杜甫是一时瑜亮，是密不可分，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成都杜甫草堂的杜甫塑像

为了纪念您诞辰1250周年，1962年，国家邮电部还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共两枚。两枚邮票上各有您的“画像”——也就是您的《丹青引》中“必逢佳士亦写真”的“写真”。不过曹霸将军“写真”是画的，而邮票上写真是“印的”（其根据是名画家蒋兆和先生为您画像）。画只是一张，而邮票一“印”就是千百万张。邮票能为更多的人收藏，传诸永世。这两枚邮票画像两侧各有对联一副。一是郭沫若先生撰写的“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另外一副是朱德委员长的“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两联都是50年代他们分别题写在成都“杜甫草堂”的。

1962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顺便告诉您，当年浣花溪上简陋的草堂，早在60年前就建设成为纪念杜甫和研究杜诗的圣地，并成为成都最重要的名胜古迹之一，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远宝之。草堂建筑的豪华和园林的美丽如果您能重见也会瞠目结舌的，它绝不亚于当年您所见到的长安曲江的皇家园林。

新、旧《唐书》都曾为您立传，元稹应您的孙辈杜嗣业之请为您撰写了“墓志铭”，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有您的传记，明代的戏曲家王九思还写过杂剧《杜甫游春》把您在长安的一段生活搬上舞台。这些都为后代了解您作出了贡献。而1962年纪念中，第一次用声像方式向亿万人们介绍了您的生平，吟诵了您的代表作品，也就是说拍摄电影纪录片《诗人杜甫》。这让许多不识字、不懂诗的人对杜甫、杜诗有了些许认识。1962年是杜甫的普及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段时间对您和您作品的认识，可以用二十个字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以偏概全对具有丰富内涵的杜诗简单化了，而且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因为那时我们普遍认为，过去的人类的文明史是充满了不公正和罪恶的，其标尺就是贫富贵贱巨大差异。“朱门”十个字正是以其高度概括性成为杜诗价值的最高标志。

1962年正是“困难时期”最末一年，那时正是百物（特别是食品）奇缺之际，我们惟一自豪的就是社会确实没有巨大的贫富差距了。“朱门”与“柴门”贫富对立没有了，真正实现了“无富”，不仅是“无富”，甚至是亿万人民的共同的贫困，大家都穷。您曾有诗云“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可是真正要到了都穷、绝大多数人常常为吃得饱一点而发愁的时代，此时的人们会“贫亦足”吗？您虽然经历过贫穷、但没有经历过普遍的贫穷，上述情况您很难体会，只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才会感受到“都穷”的含义。后来中国为什么搞改革开放？就是因为人们对普遍贫困感受太深了，大家不再安“贫”。

1959年蒋兆和所画杜甫像，这是蒋兆和除《流民图》以外的另一重要代表作。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今天，中国发展繁荣了。无数的物品仿佛从地里冒出来一样，现在中国人面临的不是商品短缺，而担忧的是库存太多，考虑的是如何把物品卖出去、消费掉。城市、乡村到处都是新房子，道路交通，四通八达。许多您都没听说过、比您所能想象的快得多的交通工具在神州大地驰骋，在高空遨游。

您一辈子不能忘怀开元盛世：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大约您认为这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好时代，不仅人们有吃有喝，各安其位，就是夜里出门、离家远行也都是安全的。但这一切在现今都算不了什么。从长安到您知道的最遥远的炎方热地的广州，半天就可以打来回，飞机一天能围着九州绕一圈。那么是不是现在就到了您和许多儒家先辈所设想的大同社会了呢？

我想，这也不是。现在是物品大大丰富了，但贫富差距又如影随形，不期而至，弄得现代人很困惑。在物质丰富中生活了一二十年的人们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接受四五十年前的普遍的物品短缺的环境。不过这种现实促使我们思考，是不是中国人只能在“无富”“都穷”与贫富悬殊中来回震荡？我们能不能向“均富”迈进？

《杜甫写诗图》 姚有多画

北宋末年宰相李纲所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现在写旧体诗的人多了起来，大多声言学杜。像李白那种天马行空的诗风是可以欣赏品味而难于取法。天分不足，勉强效颦，大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李赤之类；但学杜，即使没有杜甫的才情学力，学个两三年也可以写出七言八句大体合格的律体诗来。

我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想请教您，例如，为什么您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上突然弃官而去，并且离开“杜曲幸有桑麻田”的长安，冒险到陌生的秦州作客？是不是像新《唐书》说的那样简单，仅仅是因为“关辅饥，辄弃官去”？

又如，好友严武去世后，您在成都没有经济来源，为什么不回您时时念想的长安、洛阳，那里有您的家产（两京犹薄产）啊？而您怎么买舟东下到夔州一带去了呢？虽然您留下的1400多首诗是您一生真实详细的记录，但仍有一些事情弄不清楚、难以索解。先就写到这里吧，最后要说声对您的感谢，因为您遗留的精神财富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告诉我们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谨祝

您在天国的灵魂安谧

注：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原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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