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军医的烽火养成路：从游方郎中到专业医生，民族抗战促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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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兄弟连》到《血战钢锯岭》，二战美军医护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巴斯托尼的严冬，还是冲绳岛的酷夏，一旦有人在战斗中负伤，战友呼喊的必是“医官！”“医护兵！”而后医护兵会第一时间赶到。欧洲战场上，负伤的士兵看见医护兵钢盔上的红色十字架，就像看见了上帝与希望。但同时期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光景，抗战前线的中国士兵们流行一句话——“不怕死，只怕伤”。战死，痛苦也会随着生命终结而消失。战伤，却很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最后还是走向死亡。士兵们“不怕死，只怕伤”，只因见过太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战争频发的民国年间是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战地疗救与军医制服的发展行过的却是一条崎岖难行之路。

李鸿章、袁世凯开先河

广泛意义上的军医可以说自古有之，早在公元前25世纪，苏美人的军队中就出现了关于军医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军医也经历了从巫医一体的时代逐步发展为军医、巫师分离独立，到了宋代时，军医已是一种职业从医者，且有固定编制比例。这种传统延续到清末，中国引进西方军队制度才发生根本性变革。古代军医与现代军医有很大区别，冷兵器时代，军医的任务是创伤救治与疾病救治，但在机械化战争中，军医的任务则是要对大量被火器造成的伤员进行救治，疾病救治，同时如何通过预防方式来保护军队战斗力。传统军医主要是中医，而现代军医则是西方医学中强调临床外科等治疗方式，更符合战争中负伤者的需求。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

现代化意义上的军医制度在中国始于清末。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成为最早引进西方军事医学方式、制度及教育的军队。李鸿章于1881年创办了“北洋医学馆”，袁世凯于1902年11月24日在天津训练新军时创办“北洋军医学堂”。李鸿章的医学馆创办后，凡毕业学生，一律分发至北洋海军舰队中服役，后来袁世凯的医学堂也沿用了这一模式，毕业人员分配到新建陆军中服役，形成陆军系统的军医人员。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28日，袁世凯又上奏朝廷《筹设北洋陆军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各学堂折》，获批准后于保定又创办了一所军医学堂。这几所教育机构可以说开创了近代中国史上军医教育系统之先河。尤其是袁氏所建之北洋军医学堂，从晚清一直延续至民国，客观上为后来中国军医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基本延续了清末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军医司同样是作为常设的军医行政单位，由方擎任司长。可惜已身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这时却鬼迷心窍做起皇帝梦，最后弄得身死国灭。袁氏之死使北洋系失去了主心骨，开启了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大总统如走马灯般轮换，地方失控，军阀专横，这也造成了军医教育及军医制度停滞不前。就以陆军部军医司（后改为军事部陆军署军医司）为例，从1917年10月起，姜文熙就成为该机构负责人，结果此公在任上一直做到1928年，也就是北洋政权覆灭之时，其间几乎谈不上发展，处于得过且过状态。直到国民政府建立全国政权后，军医制度才进一步改变。

南北军医学校合并

1928年，取代旧政权的国民政府大刀阔斧地对旧制度进行革新，其中也包括军医制度。但国民党改革军医制度也非一蹴而就，早在1921年，孙中山提出的《十年国防计划》中，就涉及了两项关于军医宏观的规划，即军医之整理和改革军人卫生之建设。如果说孙中山只是作了制度上的规划，那么他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是实实在在尝到战地医疗跟不上脚步的苦头。

东征是黄埔建军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经淡水之役、棉湖之役后，伤兵也与日俱增。当时党军的野战医院十分不成熟，卫生队军医开小差，伤兵无人医治喊得死去活来的情况时有发生，前往伤兵医院视察的蒋介石就目睹过这些现象。蒋在1925年2月19日的日记中有“访问伤兵，以卫生队逃遁，医弁无人，饥饿痛苦，见之欲泣”的记载，继而发出感叹：“军医不良，经理无方，军队要素三失其二，准备欠周，咎在于一人也。”军医处与野战医院腐败、失职，负伤军士无人照料，生不如死，这必然也会影响到前线士兵的士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还是军医品质不佳，军医主管、军政部军医司（署）主管、军校实际负责人更换频繁，人事上极不稳定。另一方面，昂贵的医药让这支穷部队望而驻足，即使有军医诊治，也没有相应的药物医治，卫生组形同虚设。

伤兵问题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他于1925年8月15日提交《上军事委员会改革军政建议书》，提出整顿现有军事学校之建议，他认为军医是军事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六大因素之一，建议设立军医专业学校。1926年1月，军医补习所正式设立，该机构归黄埔军校管辖，褚民谊为首任所长，地址就设在广州市文德东路原陆军测量学校旧址，于3月3日正式开课。除了在军校增设补习所，蒋也曾提醒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要他留意相关人才，令其“组训卫生班、军医班、看护班等短期训练班”，并寻找数百名普通医校毕业生加入军医班受训，除了医学外，他们还得接受行军、体力、胆量等多方面训练，以期多加造就军医人才。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新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留下的遗产——位于北平的陆军军医学校，划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立的军医监部管辖。发展至1931年，该校又改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在学制上，国民政府将军医学校医科部分原先修业年限由四年改为五年，最后一年为临床实习，药科部分也由三年改为四年，这样一来，学生的专业素养也有所增进。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医处改组为军医司，由郝子华担任司长（隶属军政部陆军署），分医务、卫生、材料、兽医四科，是全国最高的军医行政业务单位。

1941 年 7 月 1 日，陆军军医学校训练班第十一期班毕业纪念。抗战期间，陆军军医学校几经迁徙，最后在贵州安顺北门外的贵西营地落脚，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迁

从吊儿郎当走向规范

尽管国民党建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改革，但依旧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军医不良”的现况。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革命军中流传着一句口头禅：“穷参谋，富军需。跑腿副官，吊儿郎当当军医。”

为什么到了新政府，军医还是“吊儿郎当”的形象？主要原因与北洋时代一样，是长期内战造成的制度发展停滞，从1928年建政以来，相继爆发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作战等，战乱不停，国民政府高层人事也如走马灯般轮换，几乎没有完整且长期的军事休整期。其次，军医教育制度虽已改革，但无法完全付诸实施。在30年代初期，军队中的医护工作仍然由大量未受专业训练的人员充任，只有少数是由军医学校或一般医学院招募而来，这些为数不多的毕业生根本是杯水车薪。第三，部队中军医制度不完善，许多专业医疗人员无法得到应有的待遇，故而宁可转业或到民间自己开医馆，也不愿在部队工作。

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成员正在为一名被炸伤的妇女包扎治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知中日战争迟早来临，对于军事医疗事业停滞不前的现象也十分焦虑，尤其对负责军医行政及教育的主管刘瑞恒近年的成绩不甚满意，逐渐有撤换之意。恰好，1935年初，陆军军医学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集体请愿运动，要求撤换校长刘瑞恒，蒋介石当然想顺水推舟。但这个刘瑞恒曾赴美留学，哈佛毕业，宋美龄十分看好他，要撤掉这样一个高学历人才，谁能接替是个难题，槽里没马驴当差不仅不能服众，还未必比前任干得好。好在蒋介石很快找到了人选——毕业于陆军军医学校第十五期，后又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张建。论学历与资历，张建都不亚于刘瑞恒，唯一的问题就是张建非嫡系，乃粤系之人。为了把张建从广东挖过来，蒋甚至许诺：“你到中央来，我把全国的军医事业交给你办。”

1937年2月，蒋介石在几经波折后终于成功撤掉刘瑞恒，张建也于当年4月奉蒋之命，从广东北上到南京担任军医学校教育长之职。这是中国近现代军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张建担任此职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47年军医学校改组为国防医学院才卸任，对全国军医教育事业产生重要影响。

红色军医烽火成长路

抗战的另一个战场，医护事业也在蓬勃发展。1940年9月，中国医科大学在延安挂牌成立，这是一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养专业医疗技术人才的学校；其办学目标是“培养革命的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中国医科大学无疑是属于八路军的军医学校，此时的它，已伴随红色军队走过了9年的峥嵘岁月，其前身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

身穿八路军制服的红色军医殷希彭

与国民政府相比，红军的办学环境要恶劣得多。长征之初，红军是举国搬迁，莫说是各种药品和医疗仪器，甚至连医院里的X光机都带上了，但遭逢国民党方面的多次围追堵截后，这些器材大多遗失在途中，部队进入川黔时已基本丢光了。这时红军若负伤了，除因陋就简的疗救外，也出现了不少剑走偏锋的方法，最有趣的就是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治。据时任红三军团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回忆，长征至赤水河地区时，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双方的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开火，“（红军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

董荣的新四军第 2师军医处卫生学校毕业证书。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当然，还跑能到对方阵营中去上药的，多是轻伤伤员，若是重伤至不能行走者，那只能被安顿在当地百姓家了。当年参加红军的小司号员代廷芳回忆，自己在长征途中突发疝气，军中无人能治，年龄大一些的红军战士先是找了些草药给他吃，仍不见好，最后只得将他安顿在陈县的一户人家疗养，但他也从此脱离了红军，许多红军其实也是这样因生病或负伤而掉队的。

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 1940 年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图为该院外科护士在给战士上药

抗战全面爆发后，已在延安站稳脚跟的八路军医疗条件比红军时期进了一大步，1940年卫校更名中国医科大学正是医疗教育上扩大与规范的标志。但中共建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仍处于举步维艰之境。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抗战之初，此处医疗卫生人才奇缺，军区卫生部成立之初仅有36人，而且这36人里还包括勤杂人员，剩下的医务人员大多数是看护。至于部队中有的团连医生都没有，有的只是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医疗水平低。情况通常是“男八路看病，大夫顺手给男八路一个通经丸。给人看病敷衍了事，不钻研业务，看小说”。基于这些问题，八路军展开动员，号召具有爱国思想的专业医疗工作者来到边区。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对伤兵进行治疗

动员展开后，许多从事医疗的专业爱国人士相继来援，如微生物学教授刘璞、儿科专家陈淇园、眼科专家张文奇等一大批医疗工作者响应号召，舍弃名利，来到边区服务，大大改善八路军的医疗情况。其中有一位叫殷希彭的教授，曾于1931年获日本东京庆应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医术高超，这位殷教授不仅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来到根据地，还动员两个儿子参加八路军，1943年，他的长子在反扫荡战斗中殉国，年仅17岁的次子也在同年遭敌机轰炸牺牲，可谓满门忠烈。

正是有了这一批医者的支持，根据地医疗条件突飞猛进，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帮助这所军医学校编写《外科教材》，建立一整套医疗救护制度的人，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白求恩，他是另一批对中国战地医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众多国际友人跨越国界来到中国，他们原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享受安逸生活，却选择来到这片正在被战火摧残的土地，夜以继日地救治着这里的生命。

抗日战争期间，白求恩正在为一位伤员进行救治。从照片上看，这所野战医院非常简陋，当时战区医疗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

许多飞跃大洋来到中国的天使，都永远长眠于这片土地之上。

（参考资料：杨善尧《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贵阳市档案馆《战地红十字》；《国军后勤史》；《蒋介石日记》；张丽安《张建与军医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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