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亲子园事件应成为改善养育环境的契机

文 | 黄文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前几天携程亲子园事件引发了声讨浪潮。在流出的视频中，携程员工的小孩被亲子园老师强喂芥末，还有被推倒撞在椅子上，而更多信息显示这种伤害并不是孤例。虽然亲子园其实是由携程委托妇联下属的一家幼教专业公司管理，但许多人还是想当然地责难携程。

亲子园事件也让携程创始人和执行董事长梁建章陷入舆论漩涡。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所关注的人都知道，梁建章是近年推动生育政策变革，倡导友善养育环境的标杆性人物。作为梁建章先生在人口议题的长期合作者，我见证了携程亲子园从酝酿、反复到开办的过程，因此希望能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乃至梁建章的看法。

我所了解的携程亲子园和梁建章的梦想

前几年，梁建章在携程内部做过一个生育状况调查。尽管我们一直警示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但内部调查的生育率数据之低连他自己都难以相信。为此，梁建章说服携程董事会在公司内部实施发放800元/人的生育礼金，支付孕期员工通勤费用等友育措施 ，开国内大型企业扶助生育的先河。

通过调查，梁建章也了解到幼托难是主要养育障碍之一，因此萌发了在携程创办亲子园的想法。之后他数次跟我提到兴办亲子园的艰难——目前的政策环境太不适合企业办托儿所；如果不是政府实事项目推进，亲子园根本办不起来。

今年4月，我到携程在上海的新总部大楼拜访，同时也参观了位于一楼的亲子园。携程在亮丽总部大楼里，辟出800多平方米的场地，投资400多万元装修，才建立了这个亲子园。亲子园为携程员工托管半岁到三岁婴幼儿，运营时间为早上8:30到晚上6:30；每月收费2580元；最初名额在半小时内就被一抢而空。在正常运营后，携程对亲子园免收场地租赁费、物业费和水电费，相当于每月补贴14万元。

梁建章的梦想之一就是让中国城市不仅成为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沃土，也成为他们休养生息，结婚、育子乃至抚养老人的温馨之地。良好的育儿环境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更直接影响到生育意愿。因此，大约三周前，他专门起草了《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一文，并以携程创办亲子园之难为例，提到企业无法成为托幼服务的主力。我对文字做了一些修改后，文章按惯例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在财新网专栏上。

有关携程亲子园事件的各种误解

我们在撰写此文时，怎么也没料到仅三周后，携程亲子园竟然背负了虐童的名声。也许是考虑到该文比较切题，财新网在亲子园事件曝光后重发此文，这反而又引起更多的误解。比如，一位地方卫计委官员就在社交网络上指责梁建章发表此文是在转移视线；我向其指出此文首发已有三周后，对方才删除了其言论。

这次亲子园事件中，大部分误解源自对事件缺乏了解。很多人看到“携程亲子园虐童”的标题，第一反应是就携程在虐童，甚至还有人以为携程亲子园是对外营业的，殊不知被虐幼童其实都是携程员工的孩子，亲子园本身也是由第三方管理。

除了这些误解外，确实也有故意混淆是非的恶意中伤，有的明显带有商业目的。比如，一个标榜为消费者纠纷提供诉讼套餐的公号，就指责携程提倡多生孩子，有意对抗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同时又谬称在携程打工怀孕好难。没错，梁建章一直在质疑计划生育政策，但中共十九大报告一改自十四大以来的惯例，只字不提计划生育，不正印证了其眼光吗？至于指责在携程打工怀孕好难，不妨扪心自问，中国有多少企业能更善待怀孕员工呢？

现实世界没有“如果”，但携程亲子园事件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促使我去思考如下假想。

（1）如果梁建章不如此忧虑低生育率危机，并想身体力行地改善养育环境，那就不会有携程亲子园，也不会有前几天铺天盖地的责难。

（2）如果携程只是投入同等的资金给公司范围以外的托幼机构，而不是为了方便员工在总部大楼辟出场地，那虐童事件也不会直接伤害到携程。

（3）如果携程对亲子园没有付出这么多心血，兴办过程没有一波三折，虐童事件发生后，携程的公关部门也许不会给出那么多解释，让网友误以为携程在以狡辩来推卸责任。

提出这些“如果”，并不是为携程辩解，而是希望人们更多地了解事件的背景和细节。当然，携程作为委托方，对亲子园的虐童事件确实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携程人事部门负责亲子园项目的高级总监也因此引咎辞职。事发后，携程CEO孙洁很快明确表明态度；梁建章作为董事长强调要尽快查清真相，严惩施暴者和相关责任人。但也许是因为始料未及，携程在回应员工调查诉求和网络质疑上确实不尽人意。

愤怒的情绪往往出于正义感，但如果基本信息有误，这种正义感带来的效应可能适得其反。携程亲子园在事件发生时收有110多位幼儿。这些幼儿在携程工作的家长，迄今无一人因为虐童事件离职，这说明他们依然信任携程。

应从携程亲子园事件吸取什么教训

如我们在《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一文中所提，不同于欧美，中国现在很少有接受三岁以下幼童的托幼机构；生了小孩的女性要么放弃工作，要么依靠保姆或家中老人看护小孩。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女性教育和职业水平的提升、保姆价格的上涨以及老人观念的改变，这种情况将难以为继。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托幼服务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设有托儿所，但这种福利在经济体制改革后被全面废止。

相比而言，企事业单位的托幼服务有其优点，尤其可大幅节省家长接送时间，对员工和企业都是双赢。但这次携程亲子园事件的背景，也让人们看到企业提供托幼服务的艰难。携程亲子园是在长宁区妇联牵头下，由携程委托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的“为了孩子”学苑经营，但在2016年2月开办后被长宁区教育局叫停。主要原因是亲子园未取得行政许可，此外，还存在收费、消防、食品卫生等报备问题。

但不久后，携程亲子园成为上海市政府“公共托育服务”实事项目的试点之一，并得以重新开业。不过，根据长宁区教育局的说法，亲子园依然未在教育部门备案，不属于正规教育机构。这也反映了兴办正规托幼机构的资质要求非常严苛，好在政府的实事项目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让被叫停的携程亲子园峰回路转。尽管如此，亲子园的合规性依然不清晰，教育部门未再叫停恐怕只是为了配合政府实事项目的推进，而政府项目侧重点的转变或者人事变动，都可能带来变数。

携程亲子园事件很可能会引发加强管制，提高兴办托幼机构资质门槛的呼声。但试想，连携程这种愿望强烈、实力不菲的公司在自己场地创办服务员工的亲子园，都难以满足资质要求，一般的企事业又怎能做到？

当然，幼儿安全是托幼服务的重中之重，携程亲子园事件暴露了这方面的重大风险。就在两天前，金色摇篮旗下的北京亦庄幼儿园又爆出老师虐打体罚儿童的事件，给社会又是一个警示。但要切实保障幼儿安全，更重要的是遴选有经验又有爱心的幼师，以及采用像连接家长手机的实时监控等技术手段。携程之所以要兴办亲子园就是因为托幼服务严重短缺，简单提高办园门槛只会恶化这种状况。相反，营造充分竞争的环境或许更能促进良好的市场秩序和行业伦理的形成。

我与梁建章于2012年6月相识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的人口问题研讨会，该会议的缘起是陕西安康大月份引产事件。基于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共同担忧，我们自此开始合作，迄今已发表了约200篇文章，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家安全、文明兴衰等角度论述中国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我们还创办了人口与未来网，数次举办研讨会，撰写内参报告，说服并协助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提交相关提案和议案，资助拍摄视频并出版书籍。这一系列活动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参与者，但梁建章自始至终都是主导者。

据了解，目前携程亲子园大部分家长依然希望亲子园能继续开办，而梁建章更表示，不管遭遇多么大困难，携程为员工提供育儿便利的决心不会改变。携程是当前中国大型企业兴办托幼机构的先驱，但被托方的滥职和自己的监管不力，却致使这样善举遭受重大挫折，也对步履维艰的企业托幼服务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个人希望携程亲子园能浴火重生，最终成为企业托幼服务的真正典范。

与此同时，我更希望这一事件能促使社会各界认识到我国托幼服务严重匮乏，乃至整个养育环境异常恶劣的现实。针对此，政府可在法规、税收、人事等方面协助企事业提供育儿便利，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化托幼服务体系，一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由政府直接或牵头兴建更多托幼机构，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化机制，引入更多民间力量，提升托幼行业的竞争性和整体水平。如果携程亲子园事件能让社会痛定思痛，并最终促使托幼服务乃至生育环境的改善，那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