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的基因：君子以自强不息

三联生活周刊2011016期封面

1947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同学结伴秋游八达岭

20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外出实习

　　大学梦想与君子之道

　　清华基因

　　君子以自强不息

　　◎苗炜

　　“我外公和外婆是1937年8月17日那一天坐船离开上海，去欧洲留学的，那时淞沪会战已经开始，船是从上海租界出发的，留学生在船上都能看到上海的炮火，他们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他们一定要学成回来建设祖国。”高晓松谈起他的外公张维、外婆陆士嘉时说。张维1937年考取第5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先在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后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继续留在德国，1941年与留学德国的陆士嘉女士结为伉俪。“我母亲就是1942年出生在德国，当时盟军已经开始轰炸德国，我外公外婆在‘二战’结束后辗转返回中国，1947年来到清华。住到了胜因院，隔壁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后边就是金岳霖。”

　　胜因院，位于清华校内照澜院西南、新林院西，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建成，取名胜因院，大概是因为西南联大期间清华曾租用昆明圣因寺为校舍，改“圣”为“胜”，也有纪念抗战胜利的寓意。

　　从建校开始，清华就与战事有着密切的关系。1910年12月，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开始教学和考试，各地选拔之英才要经过甄别才能留洋或留校继续学习，淘汰率接近10%。1911年8月的招生考试，共4场，第一场考3门功课，第二到第四场共考10门功课，除中文和历史外，考试均用英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华学堂原定10月16日新学期开学，因辛亥革命，外事紧急，开学仪式暂缓，大量学生开始自行离校回家。当时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而后，美国公使致函清华学堂美国教员，称无法派兵守护清华园，学校中的美国教员或者进城居住，或者返回美国。清政府挪用这一年的退还庚款去弥补军费，清华学堂的经费来源断绝。11月8日晚，校方宣布：“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作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发给。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1912年5月1日，停顿了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返校学生有300多人。此时，这所学校的英文名称已悄然变化，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中的“帝国”两字不见了。清华在清廷统治下只有一个学期，但追溯这所学校的兴办，又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个老旧帝国的影子。“清华之立，其源实导自庚子拳匪之乱……四万万人之膏血，清华所以成立之原素也。”在这所学校建立之初，她就承担着一份特殊的使命。“将来中国之命运，殆全操诸留美学生之手。而清华实为留美学生之制造厂。质言之，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为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已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

　　曹禺的《雷雨》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完成的。“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如曹禺一样，肯定有许多青年在山坡上躺下看蓝天白云，在体育馆草地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在紧张的学业之余，这所大学以体育强调学生健全体格和男子气概的培养，以辩论演讲培养学生的修辞和民主精神，让学生领略自由开放的态度，以文艺生活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性，以服务社会来表现对社会及不幸同胞的关怀。曹禺在这里演戏，爱上了古典音乐也爱上了一个姑娘，学习英语德语，看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然而，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同学们办起了《救亡日报》，而在1933年他即将毕业之时，日本军队占领了山海关、进攻热河，曹禺在古北口慰问29军将士。那时的毕业班可以享受一次公费旅行，钱稻孙带队前往日本，曹禺在东京、奈良等城市游览看戏，一面会惊叹于日本文化之美，一面也会念及故土上两国正在交战。

　　清华学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这责任还是梁启超早年间的演讲说得尤为清楚：“纵观四万万同胞，得安居乐业，教养其子弟者几何人？读书子弟能得良师益友之熏陶者几何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则民国幸甚矣。”梁启超以《易经》中的两句话来定义他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后来成为清华校训。在清华大礼堂的二楼，曾经悬挂“寿与国同”的横匾，人们从清华这小小的一隅，看见积弱的古老国家救亡图存过程中的曙光。而梁启超也清楚地论述了个人、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于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

　　如果说英美大学的理想之一是认识真理，让学生成为理性之人，而清华大学的理想包含着救民济世的情怀，那么她潜在的一个目标是让国家认识真理。“我很小就听到外公、外婆讲梁思成、林徽因的事迹，讲金岳霖，他们的价值观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不会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所改变，他们知道目前所经历的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他们努力让国家认识真理，我理解他们的幻灭与坚持。”高晓松说。这位歌手将在清华百年校庆之时，为母校送上赞歌。■

　　清华的种子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主笔◎鲁伊

　　时间，大约是1911年的某个夏日。北京城外，西直门到海淀的石板路上，清脆的铜铃声和嘚嘚的蹄声中，两个西装革履的人，正骑着驴子迤逦而行。

　　那些迎面而来，驮着干鲜果品进城贩卖的乡农，或许会对两人那当时在北京西郊仍不多见的衣着投以惊异的眼光。但要不了几年，海淀的贫妇乞儿就会对如此打扮的人司空见惯，并且机灵地凑向前去，滔滔不绝地说着别处所听不见的恭维之辞——“先生，您将来做校长。”

　　这两个人的目的地，是距北京城20里外成府村东北的一处本已废弃多年的园子。本地土著管这儿叫“小五爷园”，因这400多亩地，原是道光皇帝赏给第五个儿子奕琮的赐园。可惜，他的儿子载漪在1900年庚子之变中，于园内聚义和团民设坛举事。最终的结果，载漪被发配新疆，永不叙用，而园子，也被内务府收回，不过十年光景，因无人打理，便已围墙残破，户牖不存，只余园中桑树山茶，对着那块咸丰皇帝手书的“清华赐园”的匾额，寂寞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倘或花木有灵，恐怕万万不会想到，命运的流转轮回，让这座因庚子而废的园子，又会因庚子而兴。仅仅是又一个10年之后，这里便会成为生活在满是“令人呕吐的臭味和不堪入目的街景”的老北京城内的学生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如果一位高等美国人旅行到北平，觉得北京饭店的抽水马桶不行，上西郊去，一定可以满意而归。那儿什么都齐全：邮政局，电报局，银行，使皮鞋脚变成猫脚的软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的游泳池和厕所……南方大学生做梦都想不到的。那巍峨的屋子啊，简直是——有皇宫般庄严，而比皇宫舒服，有洋房的各式优点，而比洋房美丽。”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有人这般带着点酸意的调侃。而早在这之前的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

　　“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清华之立

　　促成这一改变的源起，是一笔为数“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美元的款子。

　　庚子之变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向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赔款白银4.5亿两(约合3亿美元)。其中美国分到的赔款占全部的7.4%，共为美元“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

　　台湾学者苏云峰在翻检从上世纪70年代起陆续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时发现，事实上，早在条约签订之时，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s)和订约全权代表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便已清楚，美国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实际损失仅为1165.5万美元，余下的1278.5万多美元，“原属过多”。

　　第一个发现其中猫腻的中国人，是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1905年1月，当与海·约翰交涉庚款赔付细节问题时，海·约翰无心之中透露了庚款超索的真相。梁诚当机立断，不再纠缠于以何种方式给付赔款的细枝末节，转为向海·约翰请求退还超收的庚款。身为1875年留美幼童的梁诚更想出了一个既可获得美方之欢迎，也可为中国造就无穷人才的方案。在当年4月10日致外务部的信中，梁诚写道：